政策如何干预股市
政策如何干预股市？政策怎样干预股市？下面为您介绍细数多年来政策直接干预。
早期的中国股市常常会受到来自政策的直接干预。最典型的有—1992年11月的386点，面对6个月逾70%的跌幅，最高决策层来上交所视察，表示了对股市的深切关注。上交所召集相关市场人士座谈，商讨激活市场对策。其后3个月，股市暴涨3倍，不仅收复1429点失地，还创下1558点的历史新高。g》1994年7月的325点，针对已连续18个月、下跌72%的调整，有关方面推出振兴股市的三大政策。其后7周内，大盘暴涨2.23倍。1996年12月推出涨跌停板和改“T0”为“T1”制度，并发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对股市“高投机”浪潮进行猛烈抨击，带来大盘连续3个跌停板。其后又连续推出以抑制投机、控制风险为主题的“13道金牌”，使一轮大牛止步于1558点前。1999年6月，再度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对猛烈上涨中的股市做了全面肯定，热烈颂扬。并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名词来定性当时的行情：恢复性上涨。所以说它有趣，是当时大盘的市盈率已远高于1996年12月该报猛烈抨击高投机时的水平。在其后的一年里，各种利好政策接二连三出台，有关负责人基本上是一个月发表一次利好讲话，尤其当市场出现一些小的波折时，更是热情洋溢，倍加鼓励。最终把大盘送上2245点、平均市盈率高达66倍的不归路。g》总结这4次干预，我们可看到两个变化。一是干预性质。1386点和325点都是因股市跌幅过大，投资者损失过于惨重而进行干预的，主要考虑的是股市因素和投资人因素。而后两次干预考虑的主要是宏观经济因素，与股市本身高低并不相干。二是干预方式。前两次是直接针对股市下药，后两次采用的方法一次比一次间接。
这两个变化在其后的股市管理中得到进一步延续。从2001年来，我们基本上已看不到仅仅是针对股市的干预，干预的方法也日趋市场化，即便有关方面要表达一些对股市的期许和愿望，基本上也以打招呼、发表署名文章为主。但不针对股市和不直接干预股市，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政策对股市的影响。事实上，作为一个策略投资者，可以不唯政策是从，但一定要尽可能与政策保持同向。因为国家拥有最强大的资源和社会资源调集能力，与政策保持同向，就是和最大的社会资源能力和资源运动保持同向。知难而上是做人的良好品质，但不是做股票的良好品质。g》
做股票应尽可能趋易避难，顺风使舵，而非逆水行舟。
国家的政策虽然不都是毫无瑕疵的，但大多数都可归为“当前最不差的选择之一”。和政策保持同向，就是最大程度地顺应国家治理和发展需要。这话说来有点大，许多人也许并不认同。但古今中外，绝大多数成功的商业和投资人士几乎都是顺应国家与社会需要和前途而成功的。包括老摩根，今天看来似乎只是个金融奇才，但当年他可是美国的民族英雄。他的金融帝国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需要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尽管许多大师都批评投资人买一件衣服尚知货比三家、精打细算、横挑竖拣，买股票却从来不动脑子，但闻风而动、扎堆同行，却是股市上最常见、也最正常不过的现象。
毕竟，股市是一个混沌世界，不是线性世界，靠一个个股票去分析、比较，不仅工程浩繁，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也难以取得良好效果。而政策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有识之士”的详细解读，具有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号召力，最容易成为市场风向标，成为买进与卖出的充足理由。顺风顺水好行船。强势股都是群体动物。2009年来的股市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相信今后会进一步证明。许多人以为，对股市的政策性干预、影响，或者股市对政策的强烈反应只是一种中国特色。其实，每一国政府都会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对股市做出不同的期待、愿望、态度，并施加一定的政策影响力。对此，我在2000年12月底，曾发表过一篇《股市政策的来龙去脉》，不妨引述几段—
《美国总统经济史—从罗斯福到克林顿》的作者赫伯特？斯坦曾经讲过：政府治理经济的两大主题就是反通胀与反失业（反通缩）。而不管哪届政府，在这一方面都是十足的行动主义者。哪一阶段采取哪种策略，主要看这一阶段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对症下药，头痛了医头，脚痛了医脚。至于会产生什么效果，以及对今后影响如何，一般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碰了鼻子再拐弯的。作为一个投机专家，《专业投机原理》作者维克多？斯波朗迪则从市场角度，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政府在治理经济中会轮流扮演两种角色—有时是手拿唧筒，往气球里打气；有时是拿着刺针，往气球上刺。何时拿唧筒，何时拿刺针，并不取决于市场本身的泡沫大小，而是取决于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如果当务之急是反通胀，即使股市泡沫并不大，也会拿着刺针往气球上刺；如果当务之急是反失业或反通缩，即使气球已经够大，也会拿着唧筒使劲往里打气，直到哪一天发现不对，或者气球自行爆裂为止。我国股市的情况也是如此。1996年前，股市的泡沫并不大，连续三年平均市盈率都在26倍到33倍之间，但由于当时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通胀，所以股市经常面临的是刺针而不是唧筒。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6年底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对市场“高投机风”进行了猛烈抨击。但从去年（1999年）开始，股市泡沫有了显著提高，市场平均市盈率突破50倍，达到自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管理层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转弯。决定这一角色换位的同样也不是股市低迷，而是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已从前几年的反通胀转到了反通缩和反失业上来，而且在这中间还夹着一个中国特色：解决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退出问题。
为完成上述任务，股市泡沫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还远远不够，需要继续打气。这是我股市研究生涯中唯一以政策为主题的评论。评论的最后根据“股市风险客观上已经很大，再加我国经济走出谷底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朗，物价指数告别连续两年多的负增长势头已完全确立”，预言股市政策将出现重大转向，深陷其中的主力将抢在各项监管措施落实之前，制造出局机会。度过了2000年冬天，会有一个小阳春。股市是蓄水池，也是温控器。当宏观经济的当务之急是促增长时，我们需要股市为经济加温；当宏观经济的主要任务是抑通胀时，我们需要股市来为经济降温，至少是不再火上浇油；当两者处于均衡状态时，我们对股市保持中立。g》根据这三种情况，我们可分别对股市的政策环境予以“”、“-”、“0”三种评分。从2008年底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历了3次变化：开始是保增长；然后是保增长、抑通胀并举；而10月份的加息和11月份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意味着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已转到以抑通胀为主。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有关专家学者还在喃喃自语要让股市成为储存热钱的池子，我觉得很有一厢情愿的味道。